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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文化与中医实践
2014-04-23 10:41:19/文化沙龙



主 办 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

协 办 中科鼎创国际医学研究院

时 间 2012 年1 月7 日

地 点 北京魏公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生命人寿大厦

召集人 陆丽娜(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主持人 赵中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中医文化策划人,作家)



陆丽娜:朋友们上午好。我先说两句。我们昨天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开了一个上百人的学术交流会,主题就是两重生命的互动——生命文化与医疗实践。这是北京市社科联、北京市科协主办的一个会议。今天呢,主题就是生命文化与中医实践,开这样一个学术研讨会,与会的各位专家也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请主持人赵中月老师讲话。


赵中月:我们今天有新面孔,有老面孔,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了,先请各位用最简短的语言,一两分钟的时间,自报一下门户。就从陆教授这儿开始吧。


陆丽娜:我是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原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社科系主任。


赵锡银:我原是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院长,学中医的,现在是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常务副会长,有幸参加这个会。


苏京平: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一直关注生命文化的研究,我们也期待着把各位的真知灼见在我们的节目中传播发扬,谢谢各位。


袁云娥:我在解放军总医院技术医学研究所工作。主要搞中医的可视化、影像化研究。现在作为中国中医药管理局推广的一个项目,对于中医的五脏六腑、相生相克、相互之间关系这方面提供一些物质性的,可重复性的研究工具和手段。


田原:我在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工作,中医药文化编辑中心主任。近些年来一直走在寻访原创中医的路上。寻访了上百位优秀的民间中医和国医大师,欢迎大家关注“田原寻访中医”系列读物。


邢岩:我在《求是》杂志社任工会主席,搞理论研究,对今天这样一个研讨会很有兴趣。


夏宏道: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主管医疗器械和药品装备,也负责上面领导们的健康,中南海里边有我们一个保健局,下面有32 所院校,56 个旅团,还有在京的60 多个门诊部。早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读研究生,现在从事人体生物工程,以及中医药方面的研究。


周志勇:我在北京市社科联学会工作,负责联系北京市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和社科类基金会。


贾谦:我是科技部情报所的研究员,最近几年一直从事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


袁正光:我是生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


李传俊:我是卫生部党校的教授,主要研究人文医学、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现代医院管理风险等内容。


黄宗汉:我是特邀——被研究人员,因为我是一个淋巴瘤的晚期病人,得到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治疗,使我能够幸存到今天,已经年过80 了。我是病后第一次参加社会活动,听陆教授说今天有专门研究中医的,我们大伙儿得听听。因为非活性淋巴瘤是属于癌症比较难治的一个,像我这个原来已经给我判了死刑了。


我押的3 个月、6 个月,现在已经到第4 年,其间我擅自停用了中药,中药不好吃,苦呀。后来半年以后我就复发了,我认为是停用中药的错误,但是协和中西医都说不清楚是怎么复发的。你怎么得的时候说不清楚,你怎么复发的也说不清楚,你现在怎么治好了还是不大清楚……看起来癌症治疗非常深奥啊!我很关注这方面的科研进展,对生命文化我也特别关注,我觉得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文化生命,一定意义上讲是无限的。


我现在自然生命得到延续,我还希望我的文化生命也还能得到一些延续。但自己写东西有困难,现在翻来覆去做化疗什么这些玩艺儿,弄得我手脚麻木,视力减退呀,逻辑思维能力受到了影响。那么自己写东西有困难,所以就请中国社科院和北大一位社会学家帮我做口述,这个好了,我说,说完了以后人家整理完了给我看,然后提点意见。


张显阳:黄老本人是历史学博士出身。


黄宗汉:博士也有不同种别的,我大概属于中等的博士。所以我希望老袁写的这几本书,我还没有看呢,昨天晚上翻了翻,觉得咱们生命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好像已经初步有了,这事儿实在是太值得研究了。关于自然生命研究,生命科学研究这方面全世界都下了很大工夫,生命文化研究,中国人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些举措,而且还有很多有利的历史文化条件。


我这人怎么就侥幸的又活下来呢,大夫给我说不清楚,我自己更不清楚。那么大家研究研究我吧。我就是被研究的对象。


赵中月:我补充一下,黄宗汉先生是著名戏剧家黄宗洛、著名作家黄宗英的弟弟,也就是电影艺术家赵丹先生的内弟,曾任北京市政府文化顾问,包括北京大观园、湖广会馆等人文景观,都算是黄老的作品。


张显阳: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思想研究所研究员,现在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


董草原:我是广东化州的一个民间中医,医治国内外的各类癌症患者3 万多了,有200 多亩中草药种植基地。


许绍程:我叫许绍程,单位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从1958 年开始搞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发导弹,一直到“长二捆”(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上天,把“东方红卫星”和其他卫星送上天以后,到1993 年才退休。今年7 月份,经朝阳医院确诊我得了胃癌。当时很震惊,也很害怕,人嘛,到死的时候总想活。


所以心灰意冷,感到一切都完了。后来子女们到处求医访药,找到了董草原先生。9 月份开始服药,两个疗程近20 天,我的病缓解了。所谓缓解就是过去的隐痛不痛了,不呕吐了。之后,又继续吃调理的药,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了。病后减少了6 公斤体重,两个月的时间,消瘦得相当快,消瘦了6 公斤,12斤肉呀,一大堆了是不是?吃完20 天的药,不但脸色变了,有光泽了,也有点红润了,饭量增加了,也不疼了,病象都没了,而且我一称体重长了5 公斤肉,一个月的时间,和喂肥猪的速度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感到中医非常神奇。


在这之前,我读了赵中月先生和田原女士所写的纪实文学《发现大药》。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全部读完。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读,越看越感兴趣。读完这个书,我的病还没有吃药呢,从精神上说已经好了一半了。因为我自己感到有救了,增强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在这为什么要提到这么一点,提到赵中月先生和田原女士,他们功不可没,他们为了写这本书,付出的辛劳确实得到了收获。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谁也不相信我是一个癌症患者。


所以呢,我参加今天这个会心里非常感动,非常激动。我希望大家都要支持中医药的事业,弘扬国粹,造福人类。


赵中月:许老作为运载火箭方面的专家,曾和钱学森先生是搭档,也是功勋卓著了。


汪大洲:我有两个平台,一个是北京景藏健康科学研究院,另外一个是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在这两个平台上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研究中医的,研究西医的,研究生命文化、健康文化,今天跟新老朋友聚会在一起,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赵建成:我是万国中医医院疑难杂病科的主任。跟董老师认识,原来贾谦老师给我介绍国医大师朱良春,我们曾发起一个中医肿瘤研讨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一些确实对中医有研究、疗效非常好的这么一批人。因为我们知道,肿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医治疗肿瘤又有显著疗效。我从医40 年了,看的疑难杂病也很多,以前在广安门医院,老师是段凤舞、余桂清,段老师是老北京外科三大名医之后,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在北京组建中国第一个中医肿瘤专科的第一代中医专家。我帮着段老整理了《段凤舞肿瘤积验方》,这本书是1991年出的,现在已经绝版了。


孙惠军:我原是国土资源部的研究员,是一名文化学者,现在是“天地生人学术论坛”召集人。我们论坛在北京市有三个点儿,北苑,大觉寺,还有燕儿胡同——在鼓楼那儿。我们三个点每周有9 次学术讲座,大家集中研究问题,怎样弘扬国学,发扬中医文化、辨证施治的哲学思维等。赵建成老师前不久和美国回来的一位西医大夫进行了一场很有意思地对话。他是西医出身,搞中医几十年,而那位马大夫是中医出身,到美国搞了20 年西医,两个人就谈到了中西医的哲学思维,中西医实证方法,中西医的辨证、诊断学的区别,中西医的疗效和各自长项。我想从思想方法论上来研究中医,这是我最近特别感兴趣中医的原因。所以到这儿来跟各位中医学者们学习,不是学中医的,但是想研究中医,作为文化学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扬中医的辨证思维,弘扬传统文化,这是我们的主要方向。


我第二个平台,是600 位老将军和老军人,在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养生,研究中医哲学,所以我也代表这个平台里的老将军和老军人,向在座从事中医研究的专家学者表示敬意。


高学践:大家好。我在清华大学中国管理中心,自己做一个项目,主要是研究经络。


熊忠:我来自重庆,是中医崇拜者。我思考的领域就是宇宙天体和生命文化,今天是来聆听各位专家对我的启发。


陈春玲:我是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的理事长。把中医的临床融入到我们生命文化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亮点,也可能是一个突破点。我第二个身份是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疗院长。我自己是西医妇科肿瘤的博士,香港大学妇科肿瘤的PHD,就是科研性的博士。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治疗肿瘤,我真的非常高兴。我希望,在我们医院将来能够建立中医肿瘤治疗的一个特色专科,把我们中医的精华能够用在肿瘤的治疗中。


高福庆:我是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职业出版人,供职于中国华侨出版社,贾谦先生2006 年《中医战略》这本书是我们当时策划推出的,产生了很大影响,谢谢各位。


关晓:大家好,我先生因为今天身体情况没能来,他原来是中国驻外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哈萨克斯坦、捷克和波兰都当过参赞。我们对中医非常感兴趣。比如我先生得肺结核,严重的焦虑抑郁症,当时住在309 医院,认为是心脏有严重问题。后来我们坚持出院,大夫说你要出院,随时有猝死的可能。后来他就说,我宁可死掉,我也不要疯掉。慢慢吃一些中药,适当的调理,再加上休息,自身免疫力好了些。


我得肝炎也是这种情况,一年半西药治疗,所有的指标都不降,后来索性也停掉了,那时候是在我妈妈所在的干校,跟着他们去劳动呀,自身免疫力强了,反而指标都好了。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的病再没有复发过。相反,西医治疗,我妈妈是常年头痛,去痛片吃了几十年,最后吃成尿毒症。大夫明确说就是因为吃去痛片吃的。


我父亲后来也是因为造血机能有问题,经过西医大量药物治疗,发高烧,不起作用。后来是赵主任给开了中药,住了几个月院,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出院了。第二年没有坚持吃药,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病,没有坚持,复发了,在医院就只能天天输血,输血小板,一直到最后,西医也没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爸爸临死都在问我,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这是我们家的事例。


所以,我们不排斥西医,但西医治疗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体会太多了。现在也跟周围的朋友,甚至跟外国朋友在不断地推广中医文化。你像波兰一位副市长,每年都到上海来参加长寿生命研讨会,每年都来。


现在国际上对中医也很重视,国外很多朋友都说,对中医,我们不是不相信,也不是怕花钱,苦于找不到真正的好大夫。因为广告宣传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我先生行动不方便,有时候是腰椎间盘,有时候是股骨头,我是始终打问号,究竟什么问题?但是在所有的大夫那儿,都说除了我,别人都治不了这个病,都是这么讲。所以我们也只能自己学习一些中医知识,看书吧,靠一些简单的办法来应对。


王格:我是中医门外汉。去哈佛做博士后的时候,跟北大医院的教授们结识。他们都是搞糖尿病的,想把哈佛大学的一套中心系统引进国内来,涉及到很多知识产权问题,后来我帮他们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在引进技术过程中,在建立医院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主要是西方的那套东西,糖尿病是生活方式病,他们引进来一套非常庞大的系统。这个系统20 多个子系统,1 千多项技术,以北大三个医院为主的专家,200 多个专家,分20 多个小组,肾病的,眼病的,糖尿病有关的都涉及进来了。然后他们实施私人医生这种模式,对糖尿病进行终身化管理。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是服务这块,一个是文化这块,是欠缺的。我就想把文化服务这块给做好。希望在医院里面不但把病人治好,还要把他的心理调整好,把他的社会适应性调整到位。


吕铭:我是国家统筹城乡课题组副组长,主要从事低碳,环保建筑的研究。个人业余爱好和中医非常接近,也是研究双重生命,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特别是早期癌症,还有一些说不清的病因与临床作用。还请各位专家指教。


赵中月:下面呢,我们大致分成两个板块,一个是有的专家学者们已经有了准备,要做一些主题性的重点发言。另外的时间,大家可以即兴发言和讨论,要把自己的话题组织好,把主要的见解和观点谈出来,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每人限定发言10 分钟。


首先请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知识经济论坛”主持人,著名学者袁正光教授做主题发言。请大家欢迎。


袁正光:我经常说我是大文化学者。文化有狭义的,有广义的,科学文化,人文文化。我的根基应该是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这是我一生的根基,现在上升到大文化,我这个学科正好可以作为西医和中医之间的介绍人。STS 就是要把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结合起来。不要说我们国家了,就是世界上这两种文化,就像两个星球一样,离得很远,所以就很难解决人类的许多问题。我立论的基础是三句话:科学是揭示客观世界的秘密,需要的是理性、事实、逻辑,追求的是真;艺术揭示的是情感世界的秘密,需要的是感性,因为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美;信仰揭示的是心灵世界的秘密,他追求的是善,他的思维方式是约定,心灵的约定。


玄机重重,但是高深莫测。


中医至少在我们国家有5 千年历史,西医只有200 多年的历史,是诞生在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1820 年以前,大学是不准讲科学的,讲科学是大逆不道。所以达尔文不愿意到大学,所以出去乱跑,就跑出一个《进化论》。当时的大学讲什么?是讲神学。另外只有一样可以讲,就是解剖学。因为他要挽救人的生命。


所以西医呀,一开始我们说的西医他是有文化的。西医是以物质生命为基础的,因为科学是探讨客观世界的秘密。在探讨物质世界这个问题上,从器官,到细胞,到基因,应该说为人类做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中医是以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整体结合为对象,中医里面既有科学的理性,也有艺术的感性,还有信仰的悟性。这点是西医里面没有的。


我们明年研究所的重点之一就是研究中医中的生命文化。也就是说这个文化当中的符号,价值观和规范,我认为几千年的中医在这方面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因为我们多年来,非要把中医跟西医两个去比,西医的长处是认识生命的物质基础,确实有他的长处。但是中国的西医,我一再说不是所有的西医,是中国的西医他却在认识情感世界和认识信仰世界失去了这个天地,所以中国的西医就显得更束手无策。


你看外国的医院有牧师,有心灵安慰,医院里有教堂。我经常说我们的医院前面是吃药、打针,后面是烧香拜佛,现在没有一个医院这么做。美国没有一个医院不这么做,而且美国的大学都有教堂,最好的建筑就是教堂。


所以,我就想把我们中医文化,里面既有科学的理性,又有艺术的感性,还有信仰的悟性——把它挖掘出来。美国那么多年挖掘,他没什么挖掘的,只有200 多年的历史。我跟焦树德很好,焦树德是名中医,我们两个在全国图书评比会上,白天开会,晚上回来住在一个屋子,聊西医,聊中医。他很赞成我的思想,我也很赞成他的思想。


印度有印医,我们的西藏有藏医,现代西医还没有出来之前,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但是在所有这些古老的医学里面,中医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只有中医如此良好地保存下来。


今天我在这儿表态,明年以后,我们会认真做中医的生命文化研究。这么丰富的宝藏,如果我们不把它挖掘出来……今天许老在这儿,黄老在这儿,当年很多人,我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80 岁的坐第一排,70 岁的坐第二排,60 岁的坐第三排,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地方坐,说你小袁就在旁边站着,现在小袁也变成70岁的人了。所以现在就要挽救历史,再不挽救文化,这些人都作古了,怎么办?中医就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参与进来,把中医当中的文化提炼出来,推动中医的发展。


赵中月:袁教授自称是大文化学者,我觉得这个说法对于我们研究中医很有启示性,大文化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其主旨是在强调要用一种大文化观,用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中医及生命文化,这样会有更多地发现。下面,请贾谦老师发言。


贾谦老师这些年做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一些研究成果被高层决策采纳,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这么说吧,我用一个词来评价您,不知道准确不准确,是中医文化的一个守望者,一位坚强的守望者。请大家欢迎。


贾谦:这两年我一直提倡一个说法:中医是科学,更是文化。我曾经在我们的报告里面说亡国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没有了。根据我们的调查,清末民初,我们国家是80 万中医,那时候不到4 亿人口。1950 年的时候,是50 万中医,5亿人口。现在差不多14 亿人口,多少中医呢,按官方的数字,27 万多一点,加上2 万中药药剂师也不到30 万人。我们对医院调查的情况,会开汤药处方的,能望、闻、问、切,判断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大约不到十分之一,充其量是十分之一。剩下的不是开中成药,就是开西药,开化验单,开检查报告。


黄宗汉:那就是说,真正的中医现在只有2 万多人。


贾谦:对,也就是2 万多人,民间原来估计有15 万,后来估计大约还有30 万~ 50 万人。在这30 万~ 50 万民间中医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水平是相当不错的,但文化可能偏低,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现状。所以有人就说,中医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由于中医不能够在理论上创新,200 多年中医理论没创新,所以中医衰落了。


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实际上不是中医理论没有突破,而是说由于西医有发言权,中医逐渐没有发言权了。现在我们崇尚的是什么?五四的时候崇尚赛先生和德先生,赛先生就是科学,把中国原有的思维搞乱了。我们开始也分析,什么叫科学,什么叫文化?我们说中医是科学,更是文化。我们曾经争过,中医研究院就应该叫中医科学院,我们曾经为这个争过,后来国家就把中医研究院改成中医科学院,我们非常高兴,高兴在什么地方呢?以后不要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了。是高兴在这儿!


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我老伴在中国最高级的中医院住院,住院20 天,没有一个大夫号过脉,没有一个大夫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上来就检查。我问大夫,你们为什么不号脉?回答说检测指标都出来了,还号脉干什么?当时我老伴不行了,要抢救,一边掐人中,一边灸几个地方,护士马上就来了,你这个污染环境,你赶快停下来,说有人告状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院。


所以我就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政策上没有放开,还是西医的科学性,所谓的检查,验证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本来就是科学,科学广泛地说就是某种规律的集合,那中医就是科学。反过来说,中医更是文化,而不是西方所说的科学。真正的科学是研究物质层面的东西,而中医是研究人,研究生命这个层面,完全不一样。科学有一个特点,今天可以否定昨天的发现,明天可以否决今天的发现。


我们过去认为农药化肥是科学的产物,抗生素也是科学的产物,今天看来,我们有必要理性的思考,如何去权衡它的利弊关系。


科学给人类造福了,火车、小轿车很好,但是存在的问题呢?科学已经把大气污染,把我们的食品也污染了一部分。我们吃的东西,不都是天然的东西,而是有人工合成的、地球上本来没有的东西。这个对人有好处吗?都需要去思考。


科学的这把双刃剑,既对人产生有利的一面,又有能毁灭人类的一面。所以不要把科学认为是万能的,科学仅仅是一个我们利用的工具而已,而且这个利用必须在中医的整体论的指导下进行。


有人说中医需要保护起来,谈到保护,长城需要保护,长城过去有用,现在没有用了,要保护起来,让子孙后代都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墙;我们中医过去有用,现在有用,将来全世界人的健康问题还要靠中医,所以中医不能保护,不能放在历史博物馆。


也不能创新,一提创新就是现代化、科学化、标准化、数字化等等一系列的“化”,把中医全给管死了,中医就彻底化没了。


我最近总是做自我检讨。检讨什么?检讨中药现代化问题。中药现代化是1996 年科技部和其他部委搞的课题,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成员。完了以后,东西是我整理的,我是按照各个组的报告,然后统筹编辑成书。这本书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战略》。这本书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比较大。但是很快我发现一个问题,错了!我开始反思,就到处调查,找老中医访问,也到药厂去了解情况,最后我发现完全错了。中医现代化是科技部提出来的,当时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我应该检讨,走到什么地方,检讨到什么地方。我们不能把自己错误的观点永远不断地延续下去,贻害中医药事业。


我们课题组现在做什么呢?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就在我前几年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一个要害点:动物不健康,人类就不健康。我到养猪场、养鸡场、养鸭场这些地方都考察过了,考察之后,我们就不敢吃这个东西了。不仅这样,重点是种的粮食,种的水果很多都是污染的,农药、化肥非常厉害,这种污染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课题组张超中同志带头,继续做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解决中兽医问题,我们现在中兽医全国也就是不到200 人。而我们解放前,无论是大牲口,无论是家猪、家禽,它的问题全是靠中兽医来解决,现在没有了,全是抗生素、激素。这样我们吃进去的很多肉类、蛋类还是健康的吗?大家自己想一想。


现在癌症逐渐增高,我们解放前没有这么多高比例的癌症,原因就是我们的抗生素,激素用得太多。所以癌症和其他一些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什么叫中医?第一个是中国的医学的意思;第二个就是中庸医学的意思。不偏为中,不变为中。中医就是要保持脏器等各个方面的平衡,只要保持平衡,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而西医不是你这儿有什么病,就是那儿有什么病,就像我老伴儿,住院以后一查,血糖高一点,糖尿病、肾炎,然后用抗生素,用完了不会撒尿了,尿毒症,然后按照尿毒症透析,一透析我知道坏事了。可是我没办法,孩子们都说科学的,我不能说就是要出院。


一个例子,SARS 的时候,我带人到广州去调查,中医能不能治疗SARS ?回来给中央写报告:只有中医才能真正解救SARS。全世界SARS 的平均死亡率是12%。而广州那边因为中医进入早,所以死亡率只有3.4%。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了48 例SARS 患者,最高一个花了5 千块钱,而且是三个零的突破,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我又给加一个零,治好以后,零后遗症。


我带队到艾滋病村去,调查了20 多次。艾滋病人,40% 人绝对不吃西药;有40% 的人吃了以后反应不是太大,愿意吃;有20% 的人吃了以后不错,但是这些人都是抄着手这儿转转,那儿转转,不能成为劳动力。而中医给他治了以后,他可以成好劳动力,甚至在雨地里面抢收麦子两个小时,居然没出问题。我们提倡的艾滋病治好了,标准是什么?不是细胞上升,也不是病毒下降为零,而是患者能吃、能睡、能劳动,上养老,下养小,不要国家照顾,这就好了。人不就为了活着嘛,活着健康,活着高兴嘛,你非得查体内有什么病毒,有什么意义呢?


中医有巨大的优势,将来全世界人的健康问题,不是靠西医,而是要靠中医。将来会大变!中医是主流医学。我站在科技部立场上,我是中、西医的外行,我是学物理的。我既不懂文化,也不懂医药。就是比较来、比较去,我就发现这里面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个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呢?中药是万岁的药,几千年来中药一直在这儿,而西药从1835 年到中国上市以来,一共是7 千种西药,到现在还在使用的是1 千种多一点,6 千种已经淘汰了。在短短100 多年时间里面,6 千种淘汰了,我们可想而知是什么原因。


所以现在的大小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科学已经造成了环境问题,已经造成了有可能毁灭人类的这样一种严重的态势。


山西省运城市卫生局,钱副局长原来是学西医的,后来就因为看见了我2003年的年终报告,说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管中医。所以运城中医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民间中医没有行医证,组织考试,考试及格的,就给你发证,这个证就是运城的“地方粮票”,在运城这就是合法了。


今年我又发现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中非常了不起,他采取了各种办法,比如说抢救病人的时候,如果没有中医参加,出了问题我要找你院长。如果说抢救过程有中医参加,出了问题我不找你麻烦。选了1 千名师傅带徒弟,一个人带三个徒弟,政府给师傅6 千块钱补助,给学生3 千块钱补助。然后说凡是用抗生素的这些大夫,每个月都要公布用抗生素多少,用什么抗生素。前十名用抗生素最多的人扣奖金。诸如此类的做法,使甘肃的中医搞得非常好了。


我8月25 号到甘肃找到刘厅长,他非常高兴,我说山西运城搞得不错,他马上派代表团到运城去考察。这是对中医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个厅级干部。所以我现在是千方百计把国内一些有名的好中医介绍过去。


最后再说一句话,现在中医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后继乏术。只要能培养出大批的中医,中国人的健康问题就能解决。


吴荣杰:我是从科学转到中医,然后用科学来为中医服务的。1996 年参加美国红外技术放到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无伤害,能够比其他的早5 年。王国强副部长把这个技术叫ATA 技术,已经被列入到国家的19 项中医专业装备里去。我觉得对中医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中医本来作为一个能量医学,整体医学,必须要有一个观测平台。


袁云娥:我是军医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在解放军总医院工作。从事医学科学研究。全国400 多万西医,这种强大的医药体系之下,你要研究中医非常困难。所以我也搞了实验研究,但是要让西医界认识中医,要向中医里面去渗透,要优势互补,而不是集合,怎么办?需要一个技术和方法。后来我就做红外影像技术的研究。红外影像是上天赐给我们中医药学的一个技术,是我们中医药发展,要前进,要走向世界的一个天然绝配的技术。所以,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红外影像技术在中医领域的应用。我发现中医学不仅仅是理论医学,它具有科学性、哲学性、文化性。红外影像技术就是让中医具有重复性,具有科学性。中医非常的缜密,非常系统,非常完整,是我们西医所不能及的。王部长给我讲,他说这是从某个方面揭示了中医的奥妙。我给北京中医大学高校长介绍,高校长做了两个实验室。后来我到西北中医药大学去讲课,后来西北中医药大学,还有中医院全部都开展……要把中医科学性、物质性、重复性解决了,我们中医就能走向世界。


也只有中医学,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原创技术。


田原:我说几点在寻访中医过程当中的体会。


我到董草原医生的家里去,观察他对生活的领悟。他家里的前院、后院、楼房间隙种满了各种草药,什么药,什么功效,他都信手拈来,这个煲鸡汤,那个煮牛骨头,那个煮什么东西,后来我发现,不管他走到哪里,眼睛总是在观察当地的草药,山水风物、人文地理。他和很多民间中医一样,他们的根没有离开土地,始终没有脱离生活的原生态,而这个原生态现在无比珍贵,对中医药是这样,对未来生活更是这样。现在有一句话,“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个人的观点是,城市也许让生活有些糟糕。


10 天前去福建长汀采访,美食佳肴特别多,因为生态环境好,他们深爱着自己的这块土地,老祖宗传给他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当地一些原生态东西都没有被破坏。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管年长与年少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医。具体来说,中医深存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骨血和生活方式里。现在很多人浮躁,有些人临死还觉得自己没活明白,究竟哪儿没有活明白?是没有获得名,是没有获得利,还是没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其实都不是。他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丢了,所以就活不明白。


长汀那位草药王,我把他定义为新赤脚医生。他没有医师资格,却在当地被称为“人兽医”,给人看病,给兽看病。有一户人家的牛,喝了装过甲胺磷水桶里的水,就中毒了,摇晃起来,动不了。找他看病,他就没看明白。但这个牛又挣扎起来,自己去找解药。找到什么呢?因为农村人的小便都是作为肥料留着,这个牛自己去喝这个尿,喝完之后20 分钟,这个牛就正常了。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就琢磨,人尿能把甲胺磷的毒给解了?后来再有谁家的鸭子,吃了田里的农药中毒,他二话都没说,捏起了一把尿素塞进鸭子的嘴里,20 分钟那个鸭子好了,自己去吃食去了。他有很多方法,用了武侠小说里“解药”的功夫。他女儿小时候脑袋生虱子,他就想,虱子、蚊子、苍蝇这些东西,喜欢肮脏的,不喜欢芳香的。好,他就找芳香的茴香、八角之类,捻成碎末撒进去,用布包严,10 分钟再解开,虱子掉下来了。他的思路就是这样,这是中医吗?我觉得这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他的思维是我们的生活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有,你就是把它扔掉了,太相信现代科学,只要你肯回归,都能找到中医思维带来的智慧。


张显阳:现在到处是文化,什么酒文化、旅游文化。唯独没看见烟文化,也会有人去做的。文化是什么内涵?文化是一定要把价值概念提炼出来,你的才是文化。那么我们研究中医文化呢,我想从五个层次去看我们的价值。


第一,中医怎么看人?其实最初呢,西医也是比较完整地看人的。现在我们有了生命文化这个观念,那就是说中医是符合把人看成有文化生命和自然生命统一的这么一个有机体。这个是中医对人的看法。


第二个,中医对病的看法。这人怎么病,为什么病了?从这里提炼出中医的文化是一个什么概念。


第三是对药的看法,有很大的特点。比如以毒攻毒,那就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说蜈蚣是毒的,好东西,可以治病。以毒攻毒的概念——我们不去采取完全无害的药,而是说我们从对病的治疗的角度,这个药应该说怎么样使人体回归他的平衡,这是我们对药的看法。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去详细地讲了。深层次上,跟我们传统文化就联系起来了,叫作天人合一,内部平衡。就是文化提炼出来以后,还要去看它的层次。第一个是比较直观的,第二个层次讲到整体和平衡,这就有点深度了。所以往前查就到了天人合一。你不愿意离开老家,是因为你觉得你那个地方是天人合一,阴阳平衡,所以他就不愿意走,非常对。你那个地方的人治病,当地百姓是有效果,就比城里人,比北京去的人要好。为什么?那个地方的环境跟你的医疗观念,医疗技术非常协调。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排斥一些疗法。也就是说不要去排斥西医,更不要排斥现代的概念,不要排斥现代化。因为天下之大,可以为人类作出贡献的领域非常多。所以这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


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必跟西医的观念完全对立。因为西医的观念最初他好多东西是非常人性的。比如说安乐死的问题,那就是在修道院里面开始的,这是关怀人呀。


袁正光:西医最早就产生在神学。


张显阳:所以不要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文化,就排斥人家的东西,不需要。


袁正光:中医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就是包容。


张显阳:还有一个大问题,我们中医怎么样培养人?去中药大学上了三年,就成了一个西医了,这个不行。就像语言一样,你的母语不是汉语,母语是英语了,再来学汉语,你成不了一个汉学家。中医也是一样,你的“母语”是西医,不是中医,然后你即便是上中医来了,他的行医过程,他的思维方式,还不是中医。中医还得要手把手,你说我这个脉沉,这个脉浮,写在书上你给我说说看?感觉是不能表达的,感觉只能靠感觉去交流。中医必须要师傅带徒弟,靠经验去体会。


袁正光:感觉是不能定量的,但是非常可贵。


张显阳:至于中医现在发展的势头不好,原因很多。从上到下,科学这个概念已经成了一个霸主,一个强权,大家就一定要往科学上靠,你这个靠不上科学,你这个不行。从我们整个国家体制来讲,当然西医是主要的。观念上有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袁正光:我们在谈文化的时候,必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才能算文化。第一个是符号,第二个是价值观,第三个就是规范。任何一个文化首先要有符号。所以我就想明年就寻找这个我们中医的符号。


赵中月:说中医是文化,如果定义中医的本质,文化就是中医的本质属性。如果脱离了文化,那么中医他就是一门技术,和西医也就是方法论层面上的区别。


这个研讨会我觉得现在才出了一点味道,渐入佳境。当然也由于咱们今天与会人员来得比较多,另外专业背景也都不一样,所以今天谈这个有点散,有点杂,不过这个也不要紧,作为一次预热。像张教授所说的这样,大家碰撞碰撞,思维梳理梳理,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话题。


现在推出一位资深中西医人士,赵建成先生。当然,资深中西医人士,这个名是我即兴给取的,因为赵院长原来学西医,后来转到中医界,为中医做了很多事情,有一定影响力。他本人也兼有多种身份,是赵朴初先生的后人,欢迎他发表见解。


赵建成:说到中医,我应该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过去是西医转到中医的。从接触到医学,大概也有40 年了吧。说起中医这个话太长了。曾经有一届的教育部长,我问他一个问题,中国人从上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没有接触过中医的任何知识,他怎么知道长大了以后找中医看病?小学有生理卫生课,怎么就没有关于中医的一点知识?他说这个东西是需要改革的。我们在临床上碰到好多人,前天还有一个病人去,你问那么多,什么吃喝,大小便,什么发冷、发热的,我就是尿酸高,你给我降下来就行了。还有好多人拿着片子找你说,西医专家说我什么什么病,诊断不清楚,你能说清楚吗?我说你不要拿西医的长处给中医的短处去比。我说有的老中医根本看不懂片子,化验单都看不懂,但是他能把你病治好,你认不认?刚才说的数据化的东西,我是坚决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人上一百,各形各色。运动员跑那么快,跳那么高,你达不到吧?如果你定一个标准,就像我们说的血糖、血压呀,我们见到好多病人根本不是我们限定的。


我见了一个99 岁的老人,高压270mmHg、低压130mmHg,大家说高不高?肯定高!但是人家都99 岁了,什么症状都没有。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你西医定的那个标准,实际是不标准的。因为他是通过大量的人群,然后作出一个平均值。对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是非常荒唐的。就像我们做一件衣服,让世界上所有人穿上都合适,哪有这么一件衣服呀?所以我们现在要纠正好多错误的东西。我们在临床上看了大量的病人,好多也是大医院介绍过去的,所谓西医不治的病。我们的观察思路,站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是从整体去看,而西医确确实实把人分割成好多部分,分得越细,最后越麻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个问题非常大,在我们国家已经到了再不扭转就会出现大问题的时候了。关于西药的问题,我是坚决反对用的。我儿子今年27 了,没有吃过一片西药,没打过针,没输过水。西药是人工合成的,是自然界没有的东西,我们中药是地球上本来就有,自然界赋予我们的,草根树皮,树叶子,这些和我们吃的粮食、水果、蔬菜是一个来源,为什么说药食同源呀?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最容易能够接受的,在体内也不容易积蓄中毒的。所谓吃中药中毒的,他是不懂中医的辨证。简单的一个例子,一个虚寒的病人,非常怕冷。那么你吃附子,30g,50g,100g,药煎得时间长,不但不会中毒,而且身体会暖起来,会好起来;如果你是一个阳盛的病人,就非常怕热,吃一点附子就中毒,口舌生疮,流鼻血,大便干燥,睡不着觉,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辨证施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要紧。一个辨证施治和一个整体观念,这是中医的灵魂。


在美国,有好多人是中国的、中医界的精英跑过去了,日本也去了。你看韩国,本来是我们中国发明的针灸穴位,但是现在穴位命名的世界标准,98% 是韩国人的,人家注册了。日本的中医,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再过20 年,你们中国人要到我们日本来学中医。那么我们中医内部确实也有好多不争气的大夫,好多是西医化的东西,因为我从西医转到中医的时候,通过了三年的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先入为主的问题非常麻烦。


我现在就专门培养一些学生,就是一天中医没有学过,跟我学了一年医,可以说有些行医几十年的中医比不过他,我都比过了。因为他一张白纸,你画他是什么,就是什么。过去毛主席626 指示,抓农村医疗卫生。现在为什么搞不成?


因为我们大量吃了西药,是方便了,但很多吃了这个药,那个病又出来了。就像陆广莘老师说的,那叫狗熊掰棒子,掰了一个棒子夹这里,再掰一个,这个掉了。那么按住葫芦瓢又起。西药的好多药长期吃下去,最后要给你算总帐的。所以好多名人,我不能点名说,我都观察到这些问题。张悟本讲中医以前,电视台首先找到我,我不讲,我说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不讲养生,为什么?因为电视上讲活了100 多岁的老太太,你问她吃了什么?我喝粥,吃咸菜。喝粥、吃咸菜活了100 多岁。另外有些人吃了一辈子肉,他也长寿,有的吃一辈子素,他也长寿。


有一对老夫妻100 多岁,男的是一点肉不吃,女的是天天吃肉,都是100 多岁……所以,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不要用一个标准去界定。我们将来要普及中医的教育,让每一个人糊涂得明白,就是经过糊涂这个阶段以后,最后我们要明白起来。


我们中国人,我认为西方的好多东西,是一种文化侵略。我这一点不客气的,因为过来的很多都不是好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汽车呀,什么电脑呀,大家都用手机,那么现在放射线厉害了,空气污染了,是不是高科技造成的后果呢?最后脑瘤出现得多了,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像刚才田原老师讲的,回归自然。我们愿意回去吗?我们都在大城市里面待着,受空气污染,得各种各样的病,并且受西药的污染。我现在提出来,西药的污染是比我们食物里面吃的东西还严重呢。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吃了动物的尸体,动物吃了哪些所谓的药物,起码他体内要代谢一部分,我们吃它的肉,我们吸收的另外一部分。西药呢?就是直接吃到我们体内了。我要呼吁大家,尽量少吃西药。我们连一片VC 都不会吃,因为好多的VC 是人工合成的,人工合成的VC 和自然界的水果、蔬菜里面的VC 是不一样的。是“同分异构体”,分子式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结构式不一样。我们西红柿敢吃一盆,吃枣都没问题,你敢吃一把维生素C 吗?你吃了试一试。所以我们大家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非常好的东西继续流传下来。


赵中月:刚才建成老师说的几句话,说得我为之所动。我们当下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国人缺乏对中医,或者对生活的一种自觉。前几天贾谦老师,张超中博士我们聊这个问题,就是中医的思维方式问题,这是一个哲学话题,我认识到,如果把中医的思维方式,嫁接或者转化成中国人一些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这样的话,可以解决很多生活问题。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几乎被全盘西化了。


那么在民间中医这块,我确实找到了接通中医和人,或者说中医文化和个体人之间的一个通道。他们在生态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文化属性,我把它概括为中医文化生态吧,需要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去一点一点地重新认知,那么多的养命的知识我们不知道却又似曾相识。因此,我们现在重要的,就是对中医的认识上的问题,也就是在认识论这个环节上在争来争去。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简单说中医都在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里边。现在传统生活方式都被丢掉了,而外来的生活方式成为主流,两种生活方式里边的文化关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大家都没有自觉,没有警醒。中医文化,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悖论式的生活方式。


张显阳:把中医文化变成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赵中月:对。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些方面做一点工作。比如我本人也不是学中医出身,没有认真学过中医。说是一种文化热爱吧。其实在我眼里看这个中医,不是中医学,中医学是我们按照西方学科分类法分出来的、是把它完全学术化的一个东西。中国历史上的文、史、哲、医是不分家的。要让我明确出来说,中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门医学,他就是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人类学。因为人类学是近百年才从西方传过来的,是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的,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包括语言人类学的东西在中医里面都有,都是用整体论的视角来观照人类和人本身。


用来关照中医的话,中医里面很多新鲜的东西都会发散出来。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医已经形成了这么多的概念,理念,理论性的东西,但是对于概念怎么产生,之前详细的发生的过程,却鲜有人关注,而这不光是中医的根源,也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性的东西。让我说,真的别把中医搞神秘了,搞复杂了,中医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完全贯穿在生活当中,贯穿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贯穿在你的整个生命进程当中,就看你自觉不自觉?


中医到现在,就需要如何来与时代相衔接,让年轻人接受,特别需要重新地认识。而我们现在认识的眼光、渠道、方法这些方面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有识之士共同来正本清源。


陈春玲:将来医院的发展更多应该是中医的理念,中医为主导,然后以西医配合中医。这才是一个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在医院的发展体系里面,怎么去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点还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去探讨。我希望大家也要研究中医文化、中医体系在中国医疗体系中的作用,能够有更大的机会去做一些推进,在各自的层面上去发挥作用。怎么去把中国的医院做成中国特色的医院?这一点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重要的人物,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不光说我们埋头做,我们还要抬头去做,还要唤醒和推动社会去做。我期望将来自己也像赵老师这样,怎么从西医转变到中医,然后怎么把中西医在原有的基础

上……说结合我觉得并不科学,就是怎么去做好交叉吧。


贾谦:结合这个说法不合适。给国务院写的报告说以后不要提中西医结合了,结合不起来,要提中西医配合治疗。


张显阳:我看一个网站专门讲中西医结合。在学术理论的层面上,根本结合不起来。


赵建成:不是你用点中药,用点西药就算中西医结合了。


董草原:中医是站在自然这个角度,从生命这个层次,用《易经》的辩证法去认识生命与疾病的一种医学,它的主要认识是阴阳生命力,中医是阴阳也是冷热医学,西医是站在物质这个角度,物质与生命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物质指标不是生命的指标。


赵中月:赵锡银院长准备了精彩的发言,从政策理念上进行一些呼吁。请发言。


赵锡银:下午中国民营医院在康平大厦有一个高层论坛,我得参加那个会。


因为上午就开始了,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我是中医出身,也算搞中西结合的。现在有一个观点,中医的基础是生活方式问题,再升华就到治未病,治未病的前提是生活方式问题。现在大家看到,人人都在讲养生,人人都成了讲养生的专家。电视台是铺天盖地讲,有名的讲,没名的也讲,讲完了也都有了名,通过什么关系去讲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有些方面起了误导,也伤害了中医文化。


大家了解的张悟本,是有关媒体部门给他开了一个口子,也是某些人认可他这样讲的,最后把他引向了歧途。我去过他家两次,最后查封他的一次,我也去了。我跟他聊过,现在的中医药文化发展也有误区,要引起我们的警惕。真的东西能不能上大雅之堂,假的东西能不能离开大雅之堂,但是谁来辨别真假,这是关键的。


比如现在的饮食文化,你敢吃什么东西?要按现在认真分析的检查指标,你什么都不敢吃,但你什么都必须吃。我现在准备了一个课题就是环境问题,中医药发展的环境问题。第一个是政策环境,第二个是他的饮食环境,包括他的饮食文化,还有一个就是药物环境问题。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受这些环境的约束。如果国家政策不进行特别地干预,正本清源的话,中医药发展肯定受到很大的阻碍。我的观点就是,让好的、真的、实用的,实际的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让假的、歪的、邪的受到国家政策制约。创造一个良好的中医药文化发展环境。谢谢大家。


李传俊:中医不要排斥西医,西医也不要排斥中医。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西医的产生背景是从神学院,从神学出来的,所以为什么美国医院里都有教堂,查房的时候,有医师带头,还有牧师,还有社会工作者,他是这么一个背景。真正产生西医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革命以后,有很多伟大的发现,有了技术,有了显微镜,于是解剖学,组织胚胎学一系列的科学发展,最后发展到既能定量,又能定性来诊断疾病。这是医学上一大进步,我们不能否认。包括现在我们很多高科技领域,大家公认的加强CT 等等,中医是没有的。


我们西医,也包括中医,能真正治好病的很少。我看到两个文献,第一个,我们人体的各种症状异常3000 多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就300 多种,能治愈的几十种,另一个文献报道,我们有名有姓的疾病命名的7000 多种,能够治愈的也就是近300 种。医生不是万能的,医学也不是万能的。到现在为止好多疾病的发病机理都不清楚。心血管专业的著名专家,在几次会上讲,高血压发病机理是什么,不清楚。肿瘤专家也说不清肿瘤发病机理是什么。高血压发病机理有肾脏缺血说,交感神经说,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真理没找到。肿瘤发病机理这个、那个都是学说,而不是真理。因此治疗上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赵建成:他是诊断的方法都不一样,然后找了一个机理的方法。实际上是英雄不问出处,中医根本就不管你从哪里来,治好病才是好医生,讲别的没有用。


李传俊:但是科学是什么,找规律,找定性呀。


赵建成:中医有规律,不是没有规律,按西医的方法去找规律,找不出规律的。


李传俊:另外,我们还要借鉴西医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1977 年美国内科医生恩格尔发现西医的弱点,是从生物属性看待疾病,于是提出了“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现在又提出一个循证医学以及价值医学模式,我不详细介绍。都是对人的人文关怀。另外,值得我们借鉴的,是西方的西医当中特别讲公正,讲公平。1960 年,当时肾透析仪刚刚问世,需要透的病人特别多,给谁先做呀?


中国是谁先来谁先做,谁有钱谁先做。谁排号前头谁先做。西方什么理念?当时加州只有50 台,需要做的人好几万,给谁先做呀?人家成立轮流委员会,体现公正。不是按你官大,也不按什么级别……


袁正光:乔布斯呀,死的时候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排队,乔布斯都排不上。


李传俊:是,他完全是平等的。我们国家的医学文化是有这些缺陷的,瘸腿的,这点我们要借鉴,谁也不要排除谁。


另外,我们平均寿命现在提高到73 岁、75 岁,千万别忘记了西方抗菌素的贡献。大家知道上世纪40 年代我们对肺结核没办法,束手无策,痨病眼看着死,青霉素问世了,传到我们国家已经是40 年代的末期了,拯救好多人的性命。但是过度用抗菌素也造成依赖,有很多副作用,这些不用多说了。所以西医的文化,西医的精神,我们一定要借鉴。他们也应该借鉴我们,谁也不要排斥谁。


赵建成:但是有一条你要明白,抗菌素现在滥用,国家也在限制。因为抗菌素的研制和抗菌素的失效期,产生耐药性有不同比例。如果研究一种抗生素需要10 年,那么产生耐药性两年就来了。1971 年用青霉素的时候1 万单位就够了,1972 年就得2 万单位,你看现在用到几千万单位,所以到最后没有抗菌素用。将来用什么抗菌素都不管用的时候,和原来就没有抗生素是一回事。这个东西不是根本的办法。


李传俊:所以西方高新技术逐渐引进以后,紧接着提出生命伦理学。经过伦理化的检查,不是人人都给做的,要把关。现在咱们三甲医院都有“生命科学委员”吧?都有了。要审查的,不是谁说了算,伦理委员会审查该不该做,浪费不浪费资源?把这个关,这些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赵建成:协和医院1905 年左右建立的,当时为什么建这个协和医院?洛克菲勒,石油大王的儿子眼睛看不见了,在德、奥、英、法四个国家没看好,跑到中国,中国大夫用中药灌了灌就好了,所以他就来这里,要在中国投资建立一个医院,要研究中医药。现在协和医学院根本就不研究中医药。


李传俊:协和医学院是1917 年建立的,90 多年了。


赵建成:那个时候是筹建,就是说什么问题,当时他们也看重中国的中医,觉得非常神奇。


李传俊:中西医在发展中探索,中医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西医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都在摸索中前进,这才有科学的希望。


赵建成:你说得对,我没有说排斥西医。但是西医他那种找毛病的方法是不对的。好多病找不出来毛病。美国的误诊率达到30% 左右,中国是一半都有了。中医不需要找毛病,治好不就完了。


李传俊:三甲医院误诊率30% 是正常现象。


赵建成:什么叫正常现象?你西医发展那么高级,到现在了,还有30% 误诊率?


赵中月:我看两位先不要争论了,这些问题也很难达成一致。下面请徐老讲一讲他的见解,好不好?


许绍程:我对医学确实是一窃不通。饭前黄老说过,他是被研究的对象。那么我呢,是被治疗的对象。


我特别想说这个问题,中医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到现在还仍然有一些不认同,用土话说不太感冒,特别是年轻人。七八十岁的人在认知方面还比年轻人要高一些吧。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国家政策上的扶持问题,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就大有好处。第二个对中药的种植或者是培植会起很大的作用。因为现在土地很紧张,中医药,靠山上的野药不现实。一个是对人才的培养,一个是对中药的种植,都必须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没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都不可能办到。第三个呢,媒体的宣传力度要加大,广播、电视、互联网,把中医文化的氛围搞好,这样才能够让年青人慢慢认同。


田原:徐老我跟您说一个感觉。大家能不能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回到从前,身边没有西医,没有西医的医院等着你,没有去痛片,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些东西你活不活?怎么活?用什么思维来活?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赵建成:过去几千年中国人怎么活了?还不是靠着中医。


田原:我最近到四川泸州,看到一个民间中医人研究出来的烫伤膏,纯中药的。疗效到什么程度?也很巧,多年没有烫伤的经历,这一次给孩子做火灸时,沸油滴在手指上,就被狠烫了一下,我顺手把他的药膏抹上,10 分钟止痛,然后包纱布,半小时以后全部疼痛消失,第二天手指没起泡,一切正常。所以我就说,没有西医院的这个地方,我不考虑你,我应该怎么活着?我肯定会尽力避免很多东西。然后我会重新思考我生命的方程式是什么。


赵建成:但是有一个前景,中医必须壮大,否则不够用。刚才那个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你找不到什么好中医,怎么办?你只能又跑到西医那里看病去了。


田原: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当你不依靠医生的时候,自我的能力一定会强大起来。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大能量,而自己完全不知道,是因为把它全部交给医生,忽略了自身的能量。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很多东西都是药,大家视而不见罢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对自我、对生命文化信仰的缺失。


吕铭:我就接田老师的话,如果中医也不用,西医也不用,有病该怎么办?那就追溯到远古。远古还是精神疗法,神灵疗法。因为我研究这个的,可能听起来有人会觉着格格不入,但这个是事实存在的,是在我们人体中存在的。什么是经络?经络就是一个通道。通的是什么?通你的灵魂。什么是灵魂?很多人不理解,其实灵魂很简单,就是你的思维和精神。没有精神了,这个人就死掉了。死掉了就找不着经络。原因是什么?他不在那儿,走了。他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口气,人活的就是那口气。所以找到这口气,把这口气调动好,自身就能治病。动物不需要有动物去给它看病,它天生就会也好,动物妈妈告诉的也好,它自己就能去找草药,甚至去舔一舔土,就治病了。刚才讲到那个牛自己去喝尿,这是本能。本能来自于哪儿,不是来自于肉身,是来自于你的意识支配。


真正要想治本,治根,还是要靠中医治,但我认为中医不应该妄自尊大,大到互相之间不相往来,西医总搞学术交流会,搞普及教育,中医就没有。所以这个悲哀,是因为各自妄自尊大了。中医还有一个问题,会诊极少。西医治病他是会诊,他必须把各科叫来会诊,中医其实也应该这样搞,顶级专家或科室大夫经常要有协作会诊,这样判断病情才可能更全面,下药才能更对路。


陆丽娜:今天我们发现了更多的资源,有很多的生长点。我们可以把在医学领域里面的生命文化做得更加深入。我们学术委员会主任袁教授,刚才他已经说有很多思考了,下一轮准备申请什么课题?大家怎样结合起来,共同来努力。


赵中月:时间不早了,还有专家没有发言,恐怕也只能留待下一次了。今天难得一聚,大家各抒己见,谈得也很精彩,尤其贾老师,黄老,还有许老,几位老人家非常难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要把这次会议碰撞出来的一些好的观点梳理清楚,下一步怎么深入?怎样把这些好的观点扩展、达成更多的社会共识?生命文化这个主题已经成了一个学科,以陆教授、袁教授、董医生等为代表的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经过多年研究探讨,对这个学科建设已经搭起了框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今天这个会议产生的诸多观点,对于进一步加深和拓展生命文化内涵肯定是大有裨益。也希望诸位专家继续今天的思考,以后找机会我们再来交流成果,让中医所代表的生命文化,更好地为国人的生命和健康服务。


再一次谢谢大家!


(编者注:本文根据现场速录稿整理,原文7 万字,根据需要有所删节调整,未经发言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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